约翰·巴士威让“中国蘑菇”香飘世界

    国家科技奖励大会国际科技合作奖得主—— 约翰·巴士威让“中国蘑菇”香飘世界
    要让一个外国人知道中国国家科技奖代表的水平是很难的，因为你不能用梁思成、陈景润这些我们熟悉的名字给这个奖项划一个高度，也很难用语言直接告诉他们这个奖代表中国国家层面的科技最高水平。所以，直到去北京领奖前，约翰·巴士威（JohnA·Buswell，下称巴士威）还不明白自己得了一个究竟有多高程度的奖，然而当他从国务委员刘延东手里接过奖杯，并和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一一握手时，这个“中国通”明白了这个科技奖项的份量。
    2月14日，上海市农科院食用菌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巴士威获2011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和他共同获得此项殊荣的共有8名外国友人，其中3人来自上海，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往年。在此之前，巴士威还先后获得过上海市白玉兰纪念奖、上海市国际科技合作奖和上海市白玉兰荣誉奖，这些奖励和他拥有的《外国人永久居留证》一样，彰显着这个头发花白的70岁老人，对上海这座城市所作的贡献。
    拿到奖杯后，巴士威感到十分不安，因为他觉得奖杯承载着的荣誉，应该属于上海农科院食用菌所的所有人员，他立刻向食用菌所所长张劲松提议，陈列室中奖杯下方应该多写一行说明，把做过贡献的同事名字写上去，因为巴士威知道，如果没有同事们的支持，他和这座城市、这份事业很难产生关联。
    Buswell,他的名字直译成中文是“好巴士”。正如他的名字一样，这位老人是带着中国食用菌研究驶向世界的好巴士。
    细菌学者改行研究食用菌
    一位成功人士取得某些成就的原因，总是离不开童年时期的经历，巴士威也不能免俗。
    1942年，巴士威出生于英国莱斯特，当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每个周六早上，父亲都会带着他去郊外采蘑菇。父亲教会他分辨可食用蘑菇的方法：无毒蘑菇一般颜色不鲜艳，菇盖较平，伞面光滑。实际操作起来也很简单，因为英国人基本上就吃一种蘑菇——双孢菇，又叫白蘑菇，所以只要看着“眼熟”，就能采摘。
    如果巴士威和父亲运气不错，那么星期天早上他们就能吃上美味的蘑菇沙拉。巴士威说，白蘑菇在英国市场上售价不菲，所以在他童年时期许多家庭都有采蘑菇的习惯，但是现在已经很少有家庭这么做了，因为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能采到蘑菇的地方越来越少了。
    在品尝了白蘑菇的美味之后，巴士威就对这种可爱的生物感兴趣了，但是这个“采蘑菇的小男孩”并没有直接走上研究食用菌的道路，而是在1966年获得了英国伯明翰大学细菌学学士学位，并在之后来到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从事细菌学博士后研究。
    在国外，食用菌教学归于微生物专业，在整个大学生物学教育中只占很小一部分，基本不单独颁发学位，这和我国的许多高校设有食用菌专业很不相同。在美国期间，巴士威主要做教育工作，他一直在寻找一个能给他更多科研机会的地方。
    1988年，全球应用微生物学会年会在香港举行，巴士威想参加。按照国际惯例，他需要获得某个团体或者个人的资助，从而获得去香港的机票，然而这一次巴士威没能找到这块“敲门砖”，缺席香港会议也由此成了他的遗憾。不过机会又来了，2年后巴士威在《自然》杂志上看到了香港中文大学招聘生物系讲师的广告，他立刻提交了申请。然而上一次的失败让报了名的巴士威惴惴不安，他担心不会讲中文会影响到自己的求职，而香港中文大学提供的科研条件如此优越，令已经46岁的巴士威实在不想再错过这次机会。
    彼时香港中文大学的生物系主任是被誉为“食药用菌之父”的张树庭。在系主任的带领下，整个生物系除了部分人研究海洋，其他人都在研究食药用菌。张树庭接到巴士威的求职传真后，立即回了一份传真，主要是确定电话面试时间。他在传真中特别强调，不希望由于香港和美国的时差打扰到巴士威先生休息，这份难得的体贴令巴士威备感温馨。于是在某个阳光灿烂的下午，电话两头交谈甚欢，一切毫无悬念。两个月后，巴士威和他的家人，远渡重洋，来到香港。
    在张树庭教授的带领下，巴士威第一次见识了中国所拥有的诸多食药用菌种类，也正是这个转折点，激发了彼时年近半百的巴士威对食用菌类的热爱，自此一发而不可收。他笑言，如果上天再给他一次选择的机会，他仍旧会做出同样的选择，为菌类研究奉献此生。
    世界性大会广邀远方宾朋
    尽管中国人吃菇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但真正重视和研究还是2000年以后的事。在当今这个信息时代，酒香也要勤吆喝，于是，办一届世界性的食药用菌大会，让国际主流食用菌研究界了解中国，成了当时该领域研究者的共同愿望。
    张树庭找到了上海农科院食用菌研究所副所长谭琪，他开门见山地说：“你们研究所吸引了很多国际上研究食用菌的高手，能不能由你们牵头，在大陆开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食用菌会议？”
    当时张树庭和谭琪的目标盯住了世界食用菌生物学及产品大会，这是由世界食用菌生物学和产品学会主办的一个涉及国际食药用菌研究和市场贸易的国际性大会，每3年召开一次。首届会议就是由张树庭发起，于1993年在香港召开的。其后在美国、澳大利亚、墨西哥等地都举行过。
    慎重考虑后，谭琪接受了张树庭的建议，但是开一场国际会议谈何容易，上海急需有一个深谙国际会议“游戏规则”的人来“领路”，张树庭向谭琪推荐了巴士威。这时，巴士威的另一个身份是世界食用菌生物学及产品学会秘书长，这个身份为上海最终获得第五届世界食用菌生物学及产品大会申办权添加了不小的砝码。
    2000年，上海食用菌研究所向世界食用菌生物学及产品学会提出申办请求，巴士威的“活动”也开始了，向各个会员解释及推荐就成了他的“份内活”；只要是用英文书写的通知、信件，统统都经过他的手，只有他修改过几次才敢放心让人寄出；甚至整个大会的颜色基调都是由他反复斟酌后决定的。
    从2000年张树庭问谭琪“办不办”，到2005年第五届世界食用菌生物学及产品大会在上海召开，整整5年时间中，巴士威和上海食用菌研究所都在为此忙碌。尽管筹办工作已经面面俱到，可开会时还是出了一点小意外，有一个分会场的主持人找不到了。
    心急如焚的巴士威几乎把整个场地给找遍了，眼看开会时间逐渐临近，他干脆说：“我来”。巴士威摇身一变成了主持人。在会议召开的3天时间中，巴士威一直充当这样的“救火队员”，后来真正的主持人终于出现了，原来他把时间弄错了。巴士威又不露声色的把舞台还给他。
    第五届世界食用菌生物学及产品大会共有400多名中外科学家参加，其中外国学者250名，许多人是第一次来中国。许多年后，人们提起这届盛况空前的大会，除了记起大会细致周到的安排外，还有人会感慨：“啊，我从不知道中国菌菇研究水平这么高。”
    2005年似乎成了一个分水岭，那之后，在中国召开的食用菌领域的国际会议就越来越多了：2007年在云南楚雄召开了世界野生菌根菌大会，2009年在江苏南通召开了药用菌菇大会。今年将在北京召开的世界菌类大会，规模更甚于2005年。据悉很多国外顶尖科学家都将齐聚一堂，通过会议交流和实地参观，见证今天中国食用菌研究的水平。
    由国际会议做媒，上海食用菌研究所理所当然和巴士威结下了缘分。2003年巴士威在香港中文大学退休后，顺理成章地成了上海食用菌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在香港生活了15年后，61岁的巴士威和太太来到上海定居。迎接他到来的，除了上海食用菌所的60余位同仁，还有积极促成巴士威来沪的市农科院院长吴爱忠。
    “英国绅士”力荐中文论文
    “其实中国食药用菌的研究水平很高，但却因发表论文的语言多为中文而不能被国际学界所了解。”巴士威不无惋惜地说。更遗憾的是，灵芝、香菇、灰树花等菌类的英 文 名 称 （Reishi、Shiitake、Maiitake）都是源自日语发音。
    1995年以来，巴士威就担任《应用微生物通讯》、《世界微生物》和《生物技术杂志》等多份国际杂志的编委。简单地说，他是一名决定论文能不能刊发的“守门人”。来到上海食用菌研究所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食用菌学报》由中文版改成了中英双语版。
    不难想象，这大大增加了期刊编辑的工作难度。对于巴士威新官上任的“这把火”，编辑们不可能没有怨言。巴士威要求编辑将中文论文翻译成英文，再交给他修改，有时候为了确认一个问题，巴士威会不断打电话给编辑和作者，而电话响起的时间，可不限定在8小时工作时间内，编辑们“苦不堪言”。
    为了减轻编辑们的负担，巴士威义务在农科院开起了“英语论文培训班”，吸引了大批“粉丝”。一些常见错误被指出，以后再犯的人就越来越少了，编辑们现在的工作也比刚改版时轻松不少。
    “中国人论文中最常见的是‘材料与方法’上的偏差。”巴士威说。犯这个错误的人，往往对试验条件语焉不详。虽然对论文作者来说，试验过程了然于心，很多东西看似约定俗成，但是对看论文的人来说，如果不能通过论文重复这个试验，那这篇论文就是失败的。
    “比如泡茶，”巴士威说，“我对煮水、加茶叶等步骤都很熟悉了，但对于一个从来没有泡过茶的人来说，他不可能知道要加多少水，放多少茶叶，水烧到多少度。如果我不告诉他，他就很难泡出和我泡的一样口味的茶。”
    巴士威是一位泡茶高手，记者来到巴士威家时已近下午3点，这正是英国人喝下午茶的时间，他微笑着开门，随即拿出巧克力饼干和菊花茶相待。
    “另一个常见的问题涉及如何得出论文结论。”巴士威的话语让记者从菊花茶的清香中回过神来。一般情况下，将自己的试验与前人的试验比较后，由相同或不同的实验结果得出结论是非常普遍的，但这往往需要作者查看很多文献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对于不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来说，查看这些英文文献本身就是一件困难的事。“许多人论文中引用的文献，自己都没有看过。”巴士威说。
    巴士威和太太在上海租的房子并不大，但明亮而干净，靠沙发的一侧墙壁上挂着食用菌挂历，另一侧则像许多外国家庭一样，贴满了家人的照片。巴士威和太太有两个女儿，照片上显示他们从黄山到布达拉宫的足迹。巴士威喜爱旅游，到现在为止已经游遍了半个中国，在所有到过的地方中，尤其喜爱云南。
    “第三个常见问题不仅存在于中国人的论文中，在世界的科学研究领域也是个普遍现象。”在记者打量这个温馨家庭的时候，巴士威沉稳的声音又在耳边想起。他说，一些科学家做了一个试验，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写论文。而在巴士威看来，如果能把这些小试验积攒起来，没准是个大发现。“但是这也不能怪我们的科学家，他们也有就职和升职压力，许多时候论文数量比质量更重要，这就是现行的评价体系。”巴士威说。
    记者面对的巴士威是一位好说话的“英国绅士”，但如果发现杂志论文中出现问题，那么他会摇身一变，成为连续打出“夺命连环Call”的行动派。正因为有了这位严谨的把关人，在2008年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制的中文核心期刊目录，其中有些论文的水平甚至超过了SCI。经过巴士威的修改，2003年至今，食用菌所的研究人员在SCI上已经发表了20余篇文章。上海农科院其他部门，以及南京农业大学、吉林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等也是“受益者”，巴士威也受邀到这些学校讲学，指导同行。
    “如果我们的论文影响力越来越大，而且论文中用‘xianggu’（香菇）的次数越来越多，那么今后我们给外国人介绍产品时，没准直接说中文他们就能听懂。”上海食用菌研究所研究员陈明杰说。
    中国菌菇研究成为世界标杆
    美味，是童年时期巴士威对双孢菇的深刻记忆，然而他的味蕾被全部打开，还要感谢中国的美食。不必下大馆子，光是每天早上醒来闻到家门口生煎的香味，巴士威就会亲自或者让太太去买上几两，大快朵颐。
    在昆明召开的世界野生菌根菌大会上，主办方安排的菌菇品尝环节注定在巴士威的记忆中永远占据一席之地——人们坐在旋转寿司店那样的桌子旁，几十个装有不同菌菇的小火锅散发出浓郁香味，当一个锅转到自己跟前时，拿起汤勺尝一口，赞一句“美味”，尝一口，赞一句“美味”，当称赞了几十句“美味”后，巴士威深深地为那些只吃过一种蘑菇的同族感到遗憾。
    巴士威回忆说，英国的玛莎超市，曾经卖过从中国进口的香菇和平菇，但英国人从不吃没有吃过的东西，所以这两种菌菇卖了不到两周就消失了，后来他再也没有见过。所以每当有英国来的朋友到家里做客，巴士威就喜欢用菌菇火锅来款待客人，意外的是，他发现这些朋友并不排斥，而是交口称赞。
    “这和两国的饮食文化有关。英国原来有一个皇家园艺研究所是搞食用菌研究的，但现在已经解散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有个著名的双孢菇研究实验室，如今两位科学家也已到了退休年龄。”巴士威说，“国外的食用菌研究在萎缩，研究对象太单一是主要原因，不像中国，能研究的品种太多了。”
    如果现在问巴士威，从世界范围来看，食用菌研究水平哪里最高，他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中国。与国外食用菌研究实验室“缩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食用菌研究方兴未艾。张劲松所长告诉记者，上海食用菌研究所已经逐渐成为全国乃至世界食用菌研究的新标杆。现在，所里不仅有遗传育种、生理生化、栽培、药用菌药用成分的研究，还有专门的车间生产保健品和健康食品，更有大规模工厂化栽培，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庞大的市场基础。
    在上百种可食用的菌菇中，巴士威最爱的是在国际市场上唯一有“中国蘑菇”之誉的草菇。大概是由于喜欢的关系，巴士威对它做的研究也是最多的，他首次阐明了草菇葡聚糖内切酶分泌输送机理，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上海市农委的项目资助。
    顾名思义，草菇是生长在稻草上的，虽然现在也有棉絮上生长出的草菇，但是味道和长在稻草上的相比，相差太多。农忙时，燃烧稻草会造成污染，种植草菇一方面能降解稻草，一方面能盈利致富，是生态农业的一种方式。
    中国人吃草菇有300多年的历史。草菇种植时间非常短，播种完毕后两个星期就能长出来，但是100斤稻草只能产10斤左右的草菇，即生物转化效率只有10%。这个数字和其他大多数菇类近100%的转化率相比，低得惊人。目前，为什么草菇生物转化率如此低下还是一个谜，推测可能和生物转化过程中酶的作用有关。
    巴士威研究草菇葡聚糖内切酶分泌输送机理就是希望提高草菇产量。葡聚糖内切酶是草菇分泌的一种纤维素酶，能降解纤维素组成的稻草。巴士威及其团队观察到葡聚糖内切酶合成以后，从DNA转化成蛋白质，再到高尔基体，在高尔基体里进行修饰、折叠，通过液泡传到细胞膜，液泡膜和细胞膜之间发生融合……知道这些步骤，就能有效针对葡聚糖内切酶的途径，加速其降解稻草。
    稻草的结构其实也很复杂，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它只有纤维素。其实纤维素外面还包裹着一层木质素。人们一直认为草菇只能分泌纤维素酶，因为无法降解稻草外部的木质素导致产量低，但是目前研究发现，草菇也拥有木质素酶——漆酶，尽管漆酶起什么作用目前还不清楚，但至少为提高草菇产量提供了一个可行性思路。
    巴士威进一步指出：“以前我们有植物反应器、酵母反应器，现在我们能拿真菌作为反应器，把一些疫苗蛋白转基因到蘑菇里面，这样我们可以知道合成物怎么能分泌出来，便于更好操作。”
    尽管目前巴士威的工作重点放在论文审核和编辑杂志上，但并不意味着他将离开科研一线，独立的个人实验室总是令他兴奋的地方，更何况，当上海农科院乔迁新居后，一个崭新的实验室将向他开放。巴士威等待着搬进新实验室继续科研之路，新研究方向直指北冬虫夏草菌种容易退化的问题。巴士威告诉记者，他已经通过分子手段检测出，北冬虫夏草在繁殖过程中出现了细胞核的丢失（这也是许多驯化野生菌种的通病，长此以往野生驯化将越来越难），丢失后就会发生结实性越来越差、“出草”率低下的问题。他希望能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找到一些防治手段。